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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性”优势 推动我国经济实现从“超大”到“超强”的转变

作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


摘要:经济超大规模性,是一个经济体依托超大规模的人口、国土空间、经济体量和统一市场所形成的叠加耦合效应,在运行效率、产业构成、空间格局、动态演化、全球影响等方面所展现出的特性。经济超大规模性使我国在生产率持续提高、建立完整的产业体系、进行高水平创新创业创造、孕育世界级都市圈和城市群以及在全球范围配置资源等方面具备了比较优势。我国的经济超大规模性是在党的领导下,通过最大范围地动员人民参与现代化建设、统筹布局区域发展、重视基础产业发展、持续丰富产业体系、着力提升创新能力、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努力推进全国市场一体化所取得的。未来要充分依托和发挥经济超大规模性优势,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平稳发展和全球地位的提升,推动我国经济实现从“超大”到“超强”的转变。


当前,我国经济的超大规模性已成为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极其重要的优势。我们要科学把握和充分利用好这一优势,并推动我国经济实现从“超大”到“超强”的转变。


一、我国经济超大规模性内涵丰富、优势突出


(一)超大规模性是我国经济的鲜明特性

经济是否具有超大规模性,不仅在于人口多、国土广、经济规模大,而且在于国内市场统一程度高。经济的超大规模性由这四者共同决定。我国是世界上人口第一大国,与我国人口规模接近的只有印度;国土面积接近1000万平方公里,超过我国的只有俄罗斯和加拿大,美国和我国接近;2018年,我国GDP达到13.6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66%;欧盟的经济规模超过我国,但是其内部存在壁垒,市场的统一性低于我国。在诸多经济体中,我国同时具备这4个条件,超大规模性是我国具有的突出优势。


所谓经济超大规模性,是一个经济体依托超大规模人口、超大规模国土空间、超大规模经济体量、超大规模统一市场四大因素所形成的叠加耦合效应,在运行效率、产业构成、空间格局、动态演化、全球影响等方面所展现出的诸特性的总和。具体地说,我国经济超大规模性体现为规模经济效应超大、范围经济效应超大、空间集聚效应超大、创新学习效应超大、发展外溢效应超大等五大特征。


规模经济效应超大。我国具有超大规模的劳动力队伍,劳动力资源超过8亿,居全球第一;具有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2018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约为5.8万亿美元,相当于日本国内生产总值的116%。这为产业分工的深化和拓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一方面有助于提高经济整体效率,另一方面也会使得规模化发展的产业数量超过许多国家,在国际竞争中形成综合成本优势。


范围经济效应超大。我国生产要素丰富多元,既有海量的普通劳动者,也有充沛的高文化水平、高技能劳动者;既有与普通劳动者技能相适应的技术,又有处在或接近全球前沿的技术。这些都可以使我国形成较为完备的产业体系,以及在更多的生产环节上形成竞争优势。另外,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资源禀赋差异大,使得产业发展具有明显的层次性、多元性。同时,因为产业在地区间转移具有更大可能性,新兴产业成长空间更为广阔,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能够长期并存。


空间集聚效应超大。我国拥有14亿左右的人口,远超过欧盟、美国、日本等发达经济体。人口在空间上聚集的规模和强度将超过任何一个先发国家。这意味着,我国会有更多的中心城市、都市圈和城市群;也意味着,我国单个中心城市、都市圈和城市群所聚集的人口规模会更大。生产要素在空间上的聚集,带来的不仅是效率的提升,还有创新动力和能力的增强。


创新创造效应超大。我国拥有超大规模的创新资源。2017年,我国全时研究人员数量达174万人,超过美国的137万人;按照购买力平价衡量,研发投入已接近5000亿美元,总量略少于美国的5432亿美元。目前,我国每年还有800多万高等院校毕业生。超大规模的创新资源,意味着强劲的创新创造能力和大量的创新创造成果。作为上中等收入的人口大国,我国有着全球规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这意味着对新产品的海量需求。


发展外溢效应超大。我国进出口规模巨大,2018年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约为4.6万亿美元,占全球贸易总额的11.8%,已连续两年位居世界第一。我国大规模的进口,为世界其他国家创造了广阔的市场机会,有力带动了世界经济的增长。我国大规模价廉物美产品的出口,为许多国家长期保持物价低水平、提高国民福利提供了有力支撑。


(二)我国经济超大规模性具有五大突出优势


1.具有生产率持续提高的优势

经济越发展,生产率对增长的贡献越大。从未来趋势看,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越来越体现为生产率的竞争。生产率与分工的程度高度相关,分工的深化又取决于市场规模的大小,市场规模越大,分工可以越精细。我国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为拓宽产业领域、深化产业分工创造了条件,在促进专业化分工和规模经济方面具有一般经济体无法比拟的明显优势。分工深化提升了产业链各环节的生产率,创造了更多增加值。与此同时,我国各地基于资源要素禀赋,展开了相互之间的分工合作,提高了各自的专业化水平,在东中西部都形成了众多的产业集群和制造中心。


2.具有产业体系完整的优势

对一个大国来说,产业体系越完备,经济的韧性越强,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越能够顶住压力、抵御风险,越能够变被动为主动。完善的工业体系和产业链条也能够减少工业配套生产成本,有利于生产品类丰富、质优价廉的产品。我国既可以凭借丰富的劳动力资源长期占据价值链中低端,又可以凭借丰富的研发资源攀升至价值链高端,从而形成更加完备的产业体系。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已经建立了比较完整的产业体系和产业链条。联合国把工业划分为39个大类、191个中类和525个小类,我国工业覆盖以上所有门类,是世界上制造体系完整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建立在经济超大规模性的基础上,未来我国的产业体系和产业链条将更加完备。


3.具有高水平创新创业创造的优势

在信息化和即将到来的人工智能时代,高水平创新创业创造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动力源,决定着这个国家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地位。而创新创业创造的能力和水平取决于生产要素的质量和规模。从现实情况看,全球生产要素尤其是高端生产要素在空间上并非均匀分布,往往集中于大规模经济体尤其是超大规模经济体。我国经济的超大规模性,将以其要素的丰富性、市场的规模性、成本结构的多元性所形成的叠加效应,吸引更多的全球生产要素。在要素集聚的累积循环效应下,我国对全球要素的吸引集聚能力有条件进一步强化。目前,具有强大创新能力的跨国公司纷纷参与到我国创新创业创造的过程中,与国内各地建立了技术转移、项目对接、人才交流等合作关系。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的过程中,我国的创新创业创造能力将会不断提高。


4.具有孕育世界级都市圈和城市群的优势

目前,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在空间上越来越表现为中心城市、都市圈和城市群之间的竞争。目前我国已形成长三角、珠三角等具有较强国际影响力的城市群。2018年,长三角城市群生产总值达2.7万亿美元左右,经济规模超过世界第八大经济体意大利。珠三角城市群生产总值约为1.2万亿美元,与世界排名第15位的经济体墨西哥相当。未来,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我国还会形成更多的世界级中心城市、都市圈和城市群。它们会成为带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巨大引擎,也会成为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主力军和发挥全球影响力的空间依托。


5.具有在全球范围配置资源的优势

我国人力资源丰富,但是土地、矿产等自然资源相对匮乏,只有在全球范围配置资源要素,才能实现更快更好的发展。而在全球范围配置资源要素的主要是跨国公司。凭借超大规模的市场,我国可以培育出更多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跨国公司。目前,“财富500”榜单上我国企业数量已和美国基本相当。在新兴产业领域,我国也涌现出一批“独角兽”企业。2018年年底,全球308家“独角兽”企业中,我国拥有83家,仅次于美国,居全球第二位。这些企业有可能发展成为跨国公司。借助本土跨国公司,我们可以提升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整合资源的能力。


当然,也要清醒地看到,虽然我国经济已经“超大”,但还不是“超强”,经济社会发展中还有不少短板:经济增长仍然主要依靠资源和要素投入,而不是依靠科技创新;科技水平与国际前沿差距较大,关键核心技术严重依赖于发达国家;制造业处在价值链中低端,现代化所必需的高端装备主要依赖进口;服务业国际竞争力不足,服务贸易逆差长期存在并不断扩大;金融业全球影响力弱,人民币尚未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通用货币;具有全球资源配置力和控制力的大型跨国公司不多,为数不多的跨国公司在全球布局产业链、价值链的能力也不够强;在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制定中话语权不够大,通过创设议题、引导国际规则制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能力有待提高。


还要认识到,“大也有大的难处”,经济超大规模性同样蕴含着风险和挑战。从内部看,超大规模经济体经济复杂程度更高,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运行需要下更大的力气和功夫。同时,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即便一个只涉及1%人口的问题,都会对应着1400万人,超过大多数国家的人口,社会治理的难度远远超过一般经济体。从外部看,超大规模经济体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影响更大,需要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温室气体减排等方面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


二、我国经济超大规模性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全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奋斗取得的辉煌成果


人口众多、幅员辽阔是形成超大规模经济体的两大基础条件,但是人口多、地域广的国家并不必然会发展成为超大规模经济体。要发展成为超大规模经济体,必须付出艰苦的努力。历史地看,我国一直是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土面积居世界前列的国家,但是直到今天,我国经济才具有超大规模性。我国经济具有超大规模性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党中央制定和实施一系列正确的战略、方针和政策的结果,是全国人民筚路蓝缕、拼搏奋斗的结果。


(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最大范围地动员人民参与现代化建设

人是生产力发展中最宝贵、最活跃的因素,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能否成功,取决于能否动员全体人民参与到现代化建设当中。在旧中国,大多数人没有受过教育,身体素质低下,缺乏足够的生产资料,被隔离在现代化的大门之外,巨大的人口规模不仅没有成为国家发展的优势,反而成为国家发展的负担。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对旧的社会结构进行根本性变革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的文化和健康水平,尽最大可能为人民参与现代化建设创造条件。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人均预期寿命仅为35岁,学龄儿童入学率只有20%左右,80%以上的人口是文盲。2018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7岁,与欧洲国家平均水平相近;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到9.6年,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4.2%,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8.1%,超过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在不断提高人民文化和健康水平的同时,我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采取不同的方针和政策,为人民参与现代化过程努力创造条件。计划经济时期,在农村通过建立集体经济制度,在城市通过发展国营经济以及施行低工资、广就业的政策,使人人都有参与生产劳动的机会。改革开放时期,通过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推进城镇化,创造大量就业机会;通过农业改革、户籍制度改革等,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不断向第二、三产业转移。2018年末,我国就业人员达到7.8亿人,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4.3倍,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员占比分别为27.6%和46.3%,比新中国成立初期提高了20.2和37.2个百分点。


(二)统筹布局区域发展,推动各地在现代化建设中形成合力

历史表明,统筹好各地的发展,使各地能够在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相互支撑而不是相互掣肘的关系,是大国必然面临的挑战。应对得好,国家现代化就能顺利推进;应对得不好,国家现代化就可能遇到挫折。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军阀长期割据的局面,实现了国家空前的政治统一,创造了国家现代化的基本政治前提。


始终注重统筹各地的发展,推动形成“全国一盘棋”的格局。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工业主要聚集于东部和东北地区。计划经济时期,通过重大项目向中西部地区布局和大小“三线”建设,为内陆地区工业化、城镇化奠定了必要基础。改革开放后,我们坚持“两个大局”的思想,通过实施沿海地区优先发展战略,推动东部地区加快发展;又通过实施西部大开发、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崛起、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等战略,形成了各地协同发展的局面。


适时调整中央与地方财权事权关系,充分调动地方发展的积极性。“一五”计划后期,中央通过扩大地方政府财权,促进了投资和工业积累。20世纪70年代,中央对企业经营管理权的下放促进了地方集体企业的快速发展,为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基础。改革开放后,中央先后实行了财政包干制和分税制改革,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被极大调动。


(三)着力推动基础产业发展,持续丰富产业体系

大国的现代化,需要巨量的资源、能源和资本品投入。如果没有强大的基础产业,其现代化将难以启动,即使被启动,也不可能持续推进。


我国在现代化过程中高度重视基础产业的发展。在计划经济时期,通过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使工业品生产能力快速增长、工业体系不断完善,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业部门只有采矿业、纺织业和简单加工业的局面逐步得到根本性改变。改革开放后,工业化、城镇化进入快车道,对基础产业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我国不断补齐基础产业短板,使基础产业对现代化的支撑能力进一步增强。


我们还积极把握和利用全球产业变革的重大机遇,培育和发展新产业。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实施赶超战略,努力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20世纪80年代以来,信息化、数字化和智能化革命先后兴起,我们乘势积极推进信息通讯、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智能制造等产业的发展,进一步丰富产业体系。


(四)高度重视创新能力建设,不断优化创新环境

创新是驱动发展的第一引擎,是现代化持续推进的不竭动力。创新活动的规模效应使人口大国具有了创新的潜在优势,但要把创新的潜在优势变成现实,必须制定符合国情的创新发展战略,建立有效配置创新资源的体制机制,构建调动人们创新创造积极性的制度环境。


计划经济时期,在极为不利的内外部条件下,我国坚持自力更生发展科技事业。国家组织编制了《科技中长期发展规划》,建立了科技人才培育体系,并尽可能为科技人才创造良好的工作生活条件。改革开放后,党中央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相继推进科技拨款制度改革、科研机构改革、高等教育改革等重大制度改革举措,领导实施了一系列重大科技研究发展计划和攻关项目,通过创建科技园区,开辟技术市场,促进了科技成果的产生、推广和应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创新摆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作出了“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这一重要论断,加大力度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加大力度支持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攻关,加大力度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加大力度支持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使国家自主创新能力得到全面提升。


(五)持续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国外资源和全球市场

大国的现代化对于资金、技术、市场的需求巨大,必须善加利用全球市场和各类国际资源。我国始终注重与世界各国展开经济技术合作。计划经济时期,在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的不利条件下,中央依然就对外合作进行了战略谋划。这一时期,我们主要与社会主义国家开展合作,也尽最大可能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合作。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把对外开放作为基本国策。为应对开放可能产生的不确定性,采取了梯次渐进的开放策略。在地域上,从经济特区到沿海城市、再到内陆地区逐步扩大开放;在产业上,从下游行业到上游行业、从制造业向服务业逐步拓展开放;在制度上,坚持不断改革完善外贸管理体制,推动贸易投资体制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党的十八大以来,推动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进一步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全面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使我国的现代化和经济全球化更加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六)以完善体制机制和基础设施体系为抓手,努力推进全国市场一体化

市场的统一性是超大规模优势得以形成的基本前提。建设全国统一市场既需要突破地方利益的藩篱,健全保障产品和要素在空间上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又必须克服自然地理条件造成的空间阻隔,完善支撑物资、信息和人员快捷便利流动的基础设施体系。


计划经济时期,我国虽然没有按照市场的逻辑安排生产和经营,但是重要的生产资料由中央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调度和配置。改革开放后,建设全国统一市场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性任务,通过重构并不断完善财税体制,改进市场监管制度,推进户籍制度和就业制度改革,特别是通过“放管服”改革最大程度地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为构建全国统一市场提供了制度保障。


倾力建设覆盖全国的基础设施网络,全国市场一体化具备了坚实物质基础。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铁路里程仅2.2万公里,公路里程仅8.1万公里,没有一条高速公路,交通运输十分落后。到2018年末,我国铁路营业总里程达到13.2万公里,高铁营业总里程达到3.0万公里,超过世界高铁总里程的2/3,居世界第一位;全国公路总里程达到485万公里,是1949年的60倍。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通信基础设施领域实现了赶超。40年来,我国在移动通信领域经历1G空白、2G跟随、3G突破、4G同步、5G引领的发展历程。2014年后,我国用3年时间建成全球规模最大、覆盖最广的4G网络,2018年末4G用户总数已达11.7亿。2016年,我国5G技术研发全面启动。目前,5G技术已经成熟并开启商业化应用。


三、充分依托和发挥经济超大规模性优势,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平稳发展和全球地位的提升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的风险不小,外部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和挑战增多。这种压力和挑战很可能伴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整个进程,因此,要充分依托和发挥我国经济超大规模性所具有的优势,应对挑战,纵横捭阖,化危为机,进一步增强我国经济运行的平稳性、持续性,进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营造良好环境。


(一)利用好市场的超大规模性,为经济持续增长提供支撑

我国拥有14亿人口,单是8.3亿的城镇人口就比欧洲总人口还要多近1个亿,中等收入群体人口数以亿计,内需潜力巨大。然而由于收入分配制度不完善,我国不同阶层的收入差距较大,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社会整体消费升级步伐放缓,超大规模的内需市场潜力没有得到充分挖掘。释放内需潜力,必须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合理的房地产制度,确保实现“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提高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支出总体水平,切实减轻工薪阶层的生活压力。同时,要继续推进“放管服”改革,公平对待各类所有制企业,最大程度地向全社会释放投资机会,带动投资增长。


(二)利用好巨量生产要素的丰富性,巩固提升产业链水平

一个时期以来,受国内综合成本持续上涨和国际贸易摩擦等因素影响,国内制造业企业普遍承受较大的生产经营压力,一些企业出于成本、出口等考虑,选择向东南亚等国家转移,中高技术环节的转移也露出了苗头。这种现象持续下去,会损害我国产业链的完整性,影响产业升级进程以及长期经济的发展势头,还可能带来比较严重的就业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关键要把巨量的生产要素配置好利用好,巩固提升产业链水平。


为此,要健全价格形成机制,降低土地、资金、能源等生产要素的使用成本,减少物流成本,进一步推进减税降费,增强营商环境对企业的吸引力,削弱产业链转移的内在动力。要针对实体经济成本高、效益低这一问题,综合采取结构性需求政策和结构性金融政策,提高实体经济对于各类生产要素的吸引力,使生产要素更多地配置到产业链的薄弱环节。


(三)利用好海量创新资源,加快提升工业基础能力

依靠科技创新,持续提升工业基础能力是后发追赶型国家面临的普遍难题。历史经验表明,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多数存在科技创新能力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问题,“中等收入陷阱”很大程度上是“技术停滞陷阱”。过去,我国依靠学习、模仿国外先进技术提升了工业基础能力,但是在此次中美贸易摩擦中,工业基础能力不足的问题充分凸显。未来要避免产业发展方面的被动,就要利用好我国巨量的创新资源去突破重大技术难关,开发未来前沿技术。要利用我国完整的产业链条、巨大体量的市场空间以及由此带来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高频率互动,加快推进创新成果的市场化和产业化。


要引导创新资源向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倾斜,增强源头供给能力。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水平,优化经费支出结构。推动基础研究投入主体多元化,支持有能力的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要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和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加快推动重要国产新品的市场化应用。以重大终端需求为牵引,以重要终端用户企业或者行业相关机构为主要牵头方,针对具备基础条件的重点产品开展全产业链系统提升工作,加强各相关主体在技术合作、产用衔接、服务配套等方面的协同配合。


(四)利用好国土空间大的优势,培育更多高效运行的都市圈和城市群

都市圈和城市群是形成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空间载体,城镇化的集聚效应和创新效应是提高我国经济效率、品质和韧性的重要支撑。目前我国有660多个城市,其中城区人口超过1000万的超大城市7个,人口在500万~1000万的特大城市9个,人口在100万~500万的大城市124个。五大城市群(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集中了全国55%的经济总量和40%的总人口。但是,从总体上看,我国城市群的内在联系还不够紧密,不同规模城市间的分工合作还需要加强,部分中心城市与周边地区存在“断裂带”,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需要进一步发挥。


优化城镇体系空间布局,打造更强大的集聚经济,要完善户籍制度和公共服务体制,进一步增强中心城市、都市圈和城市群的经济和人口承载力。要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网络,提高基础设施的现代化水平,为大中小城市之间的密切互动创造更便利的条件。要强化各类城市群规划的权威性、可操作性,切实把规划落到实处。


(五)利用好超大规模经济体的韧性和回旋空间,缓释并化解经济运行风险

超大规模性使我国经济具有较强的韧性和较大的回旋空间。由于各地发展所处阶段和资源禀赋不同,产业可以实现梯度转移、接续发展,新动能可以平稳替代旧动能。还由于各产业发展的周期不同,有些产业处在成长期,有些产业处在下行期,前者的发展可以冲抵后者衰落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经济超大规模性还有利于资金优化配置,为金融体系分散、缓释和化解风险提供了较大余地。这些使得我国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风险往往是局部性的、行业性的,可以为避免全局性系统性风险争取时间和空间。正因如此,在过去的发展中,国际金融危机、股市大幅异动等虽然冲击了我国经济运行,但它们都没转化为系统性金融危机。


当前,我国各地竞争环境还不够公平,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营商环境还不够优化,产业链的完整度还有待进一步提高,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的问题依然突出,使得我国经济的韧性和回旋余地未能得到充分的运用。充分运用这一优势,要促进全国统一市场的建设,进一步优化各地特别是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营商环境。要利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会,进一步完善我国的产业体系和产业链。还要通过构建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商业银行体系,建立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多层次资本市场,更好发挥超大规模金融资源对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提高识别、化解和处置系统性风险的能力。


四、以高质量发展推动我国经济实现从“超大”到“超强”的转变


实现我国经济从“超大”到“超强”的转变,不仅是应对当前困难和挑战的需要,也是推动我国现代化不断迈上新台阶,并最终建成现代化强国的必然要求。未来,我们要积极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历史机遇,在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国家软实力等方面对标当今世界强国,加快弥补发展短板,持续强化发展能力。要矢志不渝地深化改革,夯实市场经济运行的体制基础,进一步推进“放管服”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厚植市场主体发育、成长、壮大的土壤。要坚定不移地扩大开放,在维护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基础上,积极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变革,推动“国民待遇+负面清单”全面落地,聚集更多全球高端生产要素。要持之以恒地推动创新,深化科技、教育等领域的改革,充分利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打造更多更有聚合能力的“双创”平台,释放全体人民创新创业创造活力。以改革开放创新推动经济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促进我国经济由“超大”变为“超强”。


(一)着力优化创新生态系统,打造科技创新强国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由“导入期”向“拓展期”过渡,这正是我国追赶发达国家不容错失的“窗口期”。我们必须发挥政府、企业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尽快形成科技创新合力。要优化科研组织体系,更好发挥我国特有的制度优势和市场配置资源、激励创新的作用。要针对基础领域、前沿领域中的短板,抓紧布局国家实验室等科研基地和平台,加大公共科技创新资源的开放共享力度,在重要领域适度超前布局建设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要加快分类推进科研院所管理和运行机制改革,鼓励研发机构社会化发展,构建形成多元竞争、包容共进的研发格局。要改革人才培养方式,构建能够满足我国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创新人才长效培育机制。要加快教育领域全面深化改革,强化高端创新人才和产业技能人才培养。要加大创新激励力度,使创新活力更加充分迸发、创新能力更加充分释放。要完善科研人员评价、收入分配及奖励制度,消除科研山头主义、圈子主义现象,尽快完成科技成果处置收益和股权期权激励制度改革。要打造国际一流水准的创新生态,构建更加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提高创新政策稳定性和透明度,完善对中小微企业创新的支持和服务体系。


(二)着力推动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打造制造业强国

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是制造业强国的基石和标志,主要体现在产业的技术层次、产业的附加值、产业体系的完整性、产业的自主可控性等方面。打造制造业强国必须做好战略顶层设计和战略统筹,必须围绕打造具有全局意义的产业链,加大资金和人力资本投入,强化研发机构和企业之间的联系,强化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协同,强化需求侧与供给侧的政策协调。同时,要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高其附加值,构建“包容审慎、一业一策”的监管框架,为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要提升制造业创新和设计能力,推动产业链向微笑曲线前后两端延伸。另外,我国东部地区同中西部地区禀赋差异较大,应在中西部地区建立更为优良的营商环境,积极引导东部地区产业向中西部地区有序转移。


(三)着力提高服务业全球竞争力,打造服务业强国

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的发展,使服务业成为各国角逐的焦点领域。与制造业“大而不强”相比,我国现代服务业的弱势尤为突出。我国服务贸易长期存在逆差,2018年逆差达到近3000亿美元,打造服务业强国的任务极为紧迫。推进服务业现代化,要完善服务业发展的体制机制,根据服务业所具有的经济技术特征,制定环境包容、监管有效的政策。发展高质量服务业的关键支撑要素是高素质人才,要通过教育、培训、吸引国外高端人才等方式壮大服务业人才队伍。要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开放,以更加充分的竞争促进国内服务业的发展。要促进科技革命成果在服务业中的广泛运用,促进服务领域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


(四)着力提升金融竞争力,打造金融强国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看似是强国的软支撑,实则是强国的硬条件。无论是荷兰、英国等历史上的强国,还是美国这一当今时代的强国,无不是通过其竞争力强的金融体系在全球范围进行高效的资源配置。我国经济要实现由“超大”到“超强”的转变,提升金融竞争力至关重要。要在深化认识金融本质和规律的基础上,构建与国际规则相协调、与我国国情相符合的金融体制机制。要通过优化调整金融体系结构,构建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体系,建设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要吸引更多高水平外资金融机构进入内地,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契机,深化与沿线国家的金融合作,增加人民币计价的金融交易份额,提高人民币跨境使用规模,积极寻找大宗商品贸易人民币结算机会,稳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要提高参与国际金融治理的能力,着力增强金融全球影响力。


(五)着力推动企业整合内外资源,建设世界级跨国企业

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是国家竞争力的微观基础,世界级跨国公司更是强国的“标准配置”。纵观世界发展史,一国崛起的过程通常伴随着世界级企业的诞生与成长,正如东印度公司之于英国,福特、通用之于美国,西门子之于德国,本田、丰田之于日本。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级跨国公司更是主导了全球化进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本土跨国公司快速成长,但影响力还不大,在部分重要产业领域的世界级企业数量还不多,必须把加快培育世界级跨国公司放到重要议事日程上。要利用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加快培育一批大型本土高端制造业企业,使之成为超大型跨国企业的“胚胎”。要更加注重拓展国际市场,更加注重在全球范围布局产业链、价值链,更加注重利用全球人才、技术等高端生产要素和创新资源,更加注重对当地文化的尊重、社会责任的承担,以增强企业的国际认可度。


(六)着力提高全球治理能力,打造软实力强国

全球治理能力是国家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由“超大”到“超强”的过程中,全球治理能力的作用越来越大。二战后,美国以强大的经济实力做后盾进行价值观输出,维护并不断强化美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地位。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倡导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会搞“意识形态”输出,但要成为世界强国,也必须注重提高全球治理能力。要在能力许可的条件下,主动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向全球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要科学总结我国在减贫、生态保护、发展数字经济等方面的经验,为解决人类发展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要通过互利共赢的开放,使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不仅是美好的愿望,还会变成美好的现实。要更加积极参与网络、极地、深海、外空等新兴领域的开发及其治理规则的制定,加强教育交流、文明对话、生态文明建设等领域的国际合作,不断增强我国的软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