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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思路要“融” 体制机制要“合”

“我国军民融合发展刚进入由初步融合向深度融合的过渡阶段。这既是一个融合全面提速的阶段,也是一个矛盾问题不断凸显的阶段。”9月17日,在第三届绵阳科博会期间举行的军民融合创新发展国际论坛上,国防大学国防经济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军民融合发展报告2015》如此指出。

  军地企业院所的合作理念,要在面向市场的前提下更加“融会贯通”;军民融合的政策法规、运行机制等顶层设计,要在“政策红利”支持下围绕具体实践深度整合……在本次论坛上,多位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在热议军民融合广阔前景的同时,也表示在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过程中,仍有诸多瓶颈待破解。

  军民融合主要分为两层含义:一是“军转民”,就是军事技术在民间的使用;二是“民参军”,即民营主体参与军工市场。《中国军民融合发展报告2015》称,近年来,全国在重点领域军民融合不断加深。“民参军”方面,民口单位进入武器装备科研生产领域的数量不断增加,范围不断扩大,层次不断提高。目前获得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证的民口企业占比已达2/3,其中民营企业占比在1/3以上。而在“军转民”方面,全国已形成了一批具有相当规模的军转民支柱产业,各军工集团民品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基本稳定在70%—80%之间。

  “国防科技工业,是我国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主战场,‘民参军’‘军转民’是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的一体两面。在去年重点关注‘民参军’的基础上,今年报告的重点放在了‘军转民’上。”《中国军民融合发展报告2015》编委会主任、国防大学副校长毕京京指出,由于受多种复杂因素制约,我国“军转民”的广度与深度都还不够,军工高新技术对国民经济的溢出效应尚未充分发挥,国防科技工业对经济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变的引领和带动作用还有很大的潜力可挖。

  “思想观念问题是军民融合的突出问题,部分国防军工领域企业、研究机构缺乏竞争意识。”作为“军转民”的杰出代表,长虹集团董事长赵勇认为,军工单位是在一个长期相对比较封闭的体系里面发展起来的,过去是等任务,现在需要更主动地参与市场竞争,一系列的观念都需要调整。

  “‘军转民’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转变思想。”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研究员徐志磊对此表示认同,“民营企业以用户为中心,军工企业以军队为中心,在军民融合的过程中,军工企业也要逐步建立以用户为中心的理念。”

  近年来,绵阳科技城在推进军民融合发展上做出了诸多探索,已初步探索出“院所自转、军工自转、院企联转、民企参军”4种军民融合模式,促进了军民两用技术双向转移转化和企业发展。军民融合企业已达387家,去年实现军民融合销售收入1550亿元,今年上半年实现军民融合销售收入710亿元。但在绵阳市委副书记张锦明看来,绵阳的军民融合发展依然面临一些困难,“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军地怎样融合的体制问题。”张锦明表示,军民融合体制性障碍的破除,还是需要依赖国家的顶层设计。

  国家发改委经济与国防协调发展司司长王树年亦表示,军民融合发展需要在国家层面形成统一领导、军地协调、需求对接、资源共享的体制机制。

  此外在论坛中,军民融合人才储备不足的问题被频频提及。“做好人才储备是推进军民深度融合深度发展的关键任务之一,而现阶段我们的管理人才、创新人才、技术操作性人才都还不够。”军事科学院军民融合研究中心秘书长于川信表示,“军工企业在从事民用研发时,不仅需要相应的科技人才,还需要一批创新人才。”

  对于下一步的军民融合,毕京京建议,军地企业应主动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以及“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等行动计划对接,加强统筹协调,强化政策引导,推进制度创新,以便更好发挥军工技术对国民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引擎作用。